[论文关键词] 杜诗 诗史 儒家风范 现实价值
[论文摘要] 杜诗具有很强的“诗史”性，源于诗人的儒家风范;杜诗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的历史，凸显出两大主题：忠君爱国和民本思想。在“以人为本”的今天，“诗史”性的杜诗焕发出优秀的人文精神而显示出丰富的现实价值。
杜诗真实地记录了安史之乱前后唐王朝由盛而衰的历史，因此其自中晚唐开始，一直享有“诗史”的美誉。称杜诗为“诗史”，最早见于晚唐孟棨《本事诗·高逸第三》：“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必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逸事。故当时号为‘诗史’。”后世加以沿用推衍，“诗史”渐成为文学史上的定论，如宋祁《新唐书·杜甫传赞》：“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奉杜甫为诗宗并开创江西诗派的黄庭坚，在《次韵伯氏寄赠盖郎中喜学老杜诗》(《山谷诗外集补卷四》)这样写道：“老杜文章擅一家，国风纯正不欹斜……千古是非存史笔，百年忠义寄江花!”看来，自宋代始，誉杜诗为“诗史”已为世人广泛接受和认可。
杜甫在诗歌创作中善于反映历史事件，用现在的话说，最能写出历史的真实。杜诗在栩栩如生地反映“安史之乱”前后唐王朝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广阔的社会面貌的同时，又本着历史的发展对当时社会进行了敏锐的分析和严肃的批判。例如，他在很多诗里写出了事变前夕的社会矛盾的尖锐现象。如《前出塞》《后出塞》《兵车行》《丽人行》《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等，大体上都是反映了事变前夕的阶级动态的作品。在事变当中，杜甫更接近了人民，对各阶层的生活更加熟悉，对事变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写的这个时期的作品，几乎反映了各个社会阶层的动态，触及了许多重大的国计民生。中唐元稹倡导新月府运动时《乐府古题序》说过：“近代惟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是名篇，无复倚旁。”(《四部丛刊》影明嘉靖本《元氏长庆集》卷二十三)可以看出，元稹肯定了杜诗真实反映历史的特点和优点。“安史之乱”中，诗人的《哀江头》《哀王孙》《春望》《月夜》《悲陈陶》《悲青坂》《塞芦子》《北征》《羌村》以及“三吏”“三别”等，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矛盾和人民悲惨痛苦的生活，表现出对国事的极端忧虑和对民众的深切同情。
杜甫的“诗史”之作源于其儒家风范。的确，诗人本人也一向以儒者自居。他在《忆昔》中曰：“愿见北地傅介子，老儒不用尚书郎。”甚至，他还自认是个“腐儒”，如其在《江汉》中云：“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一个身受儒家思想熏陶，笃信儒家生存理念，一个“有志于道者”所必须身体力行的杜甫的生存状态及其价值取向，在他那个时代独一无二。杜甫《进鵰赋表》：“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矣。”杜甫的先辈中，杜预是晋初的名将，又是一位精通儒术的人，曾撰写《春秋集解》;杜预而下的杜耽、杜逊、叔吡、依艺，或是刺史或是县令;祖父杜审言系高宗咸亨进士，曾任隰城尉、洛阳丞等小官，累官修文馆直学士。杜甫自己说从他的远祖杜预以来一直是“承儒守官”，也就是说他们家一直尊奉的是儒家传统，一直是为朝廷服务的。而杜甫也在诗中写过他自己的志意，他说：“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我们从杜甫的家世、杜甫的生平可以对他有一个整体的认识和了解。
杜甫的政治诗，深切地注视这国家命运，不论在任何情况下，他都要过问国家大事，都要出主张、谈看法，积极的政治态度是非常难得的。杜诗在反映历史和现实生活同时，还常常表达自己生平抱负和政治理想。忧国忧民和忠君思想，是这类作品的显著特征。这个特征的内涵比较复杂，其中既有积极的因素，也有着消极的因素。但可以确定的是，他确实是受儒家思想熏陶很深的人。杜甫的儒家思想是有着自己的特点的，其特点在于杜甫特别笃信那曾被儒家所标榜，却一向不曾实行的某些理想，连孔子孟子称道尧舜，也只是标榜而已，杜甫则笃信而迂执。杜甫把尧舜之治当成可以见诸实行的真理，在《奉赠韦左趁丞丈二十二韵》里谈到自己早年的抱负时，“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这是杜甫发自肺腑的话，和统治阶级缘饰儒术标榜的词句是不同的。白居易、苏轼等同样是受儒家思想影响很深的诗人，但他们谁也不像杜甫这样执着和认真。加之杜甫的遭遇，当国家有太平迅速转为动乱的条件下，他不仅客观地看到民间疾苦，而且亲身感受了这种痛苦。他不仅看到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所遇多被伤，呻吟更流血”，而且自己也亲身尝到了“入门闻号啕，幼子饿已卒” 的悲哀，亲身体验了饥寒交迫、颠沛流离的痛苦生活。他在生活中既然和人民有了共患难的关系，也自然地产生了同忧戚的感情。这种感情和儒家的仁民爱物的社会理想一结合，就成为了诗人思想和道路的基础，以致“迂拙”到不可动摇。
一方面，杜甫“诗史”所表现出的儒家风范必然衍生出“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忠君爱国的强烈政治色彩。“长愿天子圣”与“探道欲度羲皇前”,这就是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抱负。与对国家、民族、社会的关心相联系，把天子的“圣”否看成是一个关键因素，在封建社会的思想认识体系和社会结构体系里是必然的。应该注意的是“致君尧舜上”是一个理念体系，它的外表不能不包裹着臣下对君王的“忠”，而它的具体内容却包含着、规定着对国家、现实、黎民的热爱、忧虑与关心。“忠”不是愚忠而是要“致”，要改变、影响，使其成为尧舜那样的圣君，就包含着斗争。实际上这是有风险在内去战斗的现实主义，而其着眼点乃在忧黎元、淳风俗，即解决老百姓的具体问提。这包含着极其可贵的思想，甚至与后世不同发展阶段的民主意识是相通的，因而有着广泛的启迪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