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日前撰文介绍了苹果公司在中国发展，以及全球最大的iPhone生产基地在郑州落户的过程，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以下原文内容：
在郑州的一个海关中心，装运货物的箱子高高叠起，形成了一个迷宫，政府工作人员身穿笔挺的制服，在这个迷宫里忙着点数、称重和扫描。没有标记的卡车排起了将近两公里的长龙，这些货物最终会运往北京、纽约、伦敦和其他目的地。
这座现代化设施是专门为苹果的产品服务的，修建于几年之前。苹果不仅是世界上市值最高的公司之一，也是中国境内最大的零售商之一，而该公司最赚钱的产品就是iPhone。
《纽约时报》对工厂工人、物流人员、税务专家、苹果公司前高管和现任高管进行100余次采访，了解到了全球最大的iPhone工厂在郑州享有怎样的特别待遇、税收减免和补贴。这些优惠可以折算成数以十亿计的美元。
筑巢引凤
郑州有600万人口，这里富士康工厂每天最高可以生产50万部iPhone。一些人现在把郑州称作“苹果城”。
当地政府不仅为富士康提供了逾15亿美元资金修建工厂设施和员工宿舍，而且还专门铺设了道路，修建了发电厂。
政府还分担了这座工厂的部分能源和运输费用，帮它招募流水线工人。如果工厂达到了出口目标，政府还会提供一笔奖金。
所有这一切都是围绕着iPhone的生产进行的。郑州官员说，这叫做“筑巢引凤”。
中国为国有企业提供补贴一向遭到了美国官员的诟病，说这会让获得补贴的国有企业在全球市场上拥有不公平的竞争优势。但郑州的做法表明，中国也在尽其所能地吸引跨国公司到中国投资建厂。
地方官员们大力招商引资，希望为本地创造工作岗位，推动经济增长。在这方面，其他国家也是大同小异，美国的各州各市同样也在争夺企业的青睐。而跨国公司面对着股东和消费者双重压力，要在全球化时代不落于人后，就必须打造一条充分利用全球资源的供应链。
中国“筑巢引凤”的对象通常是跨国公司的代工厂，而不是跨国公司本身。
戴尔、惠普、三星等企业纷纷到中国开厂，就是希望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利润率，在全球最大消费市场中国争夺市场份额。很多跨国公司都需要依靠富士康这样的当地代工厂来达成这个目标。
苹果来到中国的时间比很多科技公司都晚，但如今它将近四分之一的销售收入都来自中国市场。而且苹果的利润率在行业里也是拔尖的。中国对美国科技企业有多重要，特别是对iPhone的生产销售有多重要，从郑州这家工厂就可以看出来。
一部32G的iPhone 7生产成本是400美元(约2800元人民币)，在美国的零售价约为649美元，简单算一下就知道苹果利润有多高。调研公司Strategy Analytics的数据显示，全球智能手机产业90%的利润都被苹果收割了，而iPhone的销量仅占全行业的12%。
富士康是苹果的最大供应商。而苹果也是富士康的最大客户。富士康在争取郑州政府优惠政策的谈判中握有大量筹码，而郑州政府也在基础设施、劳动力、税收、出口等方面为富士康提供了特别的优惠和帮助。
基本上可以说苹果是富士康郑州工厂的唯一客户，而全球约一半的iPhone都出自这座工厂。
苹果的压力
如今全球化正在遭到越来越大的`抵制力，美国和中国都盯着苹果这样的大型跨国公司。
美国候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已经表示要打击那些将工作岗位搬到国外的美国公司，要对它们卖回美国的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在这种时候，特朗普常常会以苹果为例，表示要让该公司把制造环节搬回到美国。
而美国科技公司可能会给中国的国家安全造成多大的影响，这也在中国引起了一些人的警惕。何况中国不想仅仅当个“世界工厂”，目前正在努力扶植自己的科技巨头。就在几年前还受到中央鼓励的补贴政策，现在已经面临着要被砍掉的可能。几十年来一直备受关照的大型出口企业，如今似乎有了些失宠的感觉。
2016年年初，苹果的iTunes Movies 和iBooks Store在中国推出仅仅六个月之后，就被监管机构责令下线。苹果还因为避税在中国吃了罚单。之前iPhone 6还在中国遭到国家安全审查，导致发售时间被延期。
为了应对这种局面，苹果正在忙着开展“外交活动”。2016年8月苹果CEO库克访问中国。不久前，特朗普在特朗普大厦召开“硅谷大佬峰会”，库克也前往参加。
就像很多跨国公司一样，苹果也有一个巨大的全球供应链，它涉及很多公司和国家，其中各有各的特长和优势。iPhone是由很多复杂的部件组装起来的，这些部件的生产商遍布全球各地，中国完成的是其组装工作，所以苹果给所有这些国家都带来了就业机会。该公司曾表示，iPhone为美国提供了200万个工作岗位。
难以复制的优惠政策
从郑州苹果城的例子可以看出，中国不仅仅提供了劳动力，还提供了其他地方难以复制的优惠政策。而这些政策贯穿了iPhone生产的整个过程。
富士康只要达成出口目标，就会获得政府奖金。在生产iPhone的前两年里，这种补贴总共达到了5600万美元。
富士康在那期间生产了数千万部iPhone，如果把奖金平均到每一部iPhone上，金额好像有点微不足道，但是积少成多，政府给予的财政支持累积起来就是一个大数目了。
郑州政府不仅免去了富士康前五年的公司税和增值税，第二个五年的税率免去一半，而且还允许富士康少交员工社保和其他费用，少交的钱最高一年可达1亿美元。
此外政府在保税区里处理海关业务。这种保税区被视为“海外”，使用的是不同的进出口规则，这样一来，苹果就可以能加方便地把iPhone卖给中国消费者了。
苹果和富士康的渊源
上世界80年代，康柏、戴尔、惠普这样的美国科技巨头为了降低成本，把生产环节从美国移到海外(主要是亚洲)。但苹果没有这么做，因为乔布斯认为必须把软件开发和硬件开发紧密结合起来。
苹果不仅没有关闭工厂，还决定在科罗拉多、德克萨斯和加州兴建高度自动化的工厂。
1984年，苹果在加州开设了一座Macintosh电脑制造工厂，乔布斯宣称，“这是一款美国制造的设备。”
但财务问题让苹果不得不改弦更张改。90年代中期，Mac销量暴跌，苹果开始尝试外包生产环节。乔布斯1997年回到苹果后，让刚刚从康柏跳槽到苹果的库克制定具体外包方案。
就这样，苹果逐步把生产外包给富士康。富士康当时已经是康柏、IBM和英特尔的代工厂。在把生产外包之后，苹果得以把精力集中在自己的长项设计和营销上。苹果先设计出新产品，然后由富士康设法以较低的成本进行量产。
“富士康拥有出色的制程工程师，并且他们也愿意投入巨资，与苹果共同发展，”苹果的前高管乔·奥沙利文(Joe O’Sullivan)说。
2001年，苹果在推出iPod后销量激增，而富士康的实力也增长到了可以满足苹果对生产的各种要求。富士康工厂不仅可以快速制作样品、提高产量，还可以在高峰期招募到大批工人。
富士康的创始人是台湾亿万富翁郭台铭，多年来，他频繁前往大陆，与中央和地方官员会面，为生产苹果产品争取补贴、平价土地、工人和基础设施。
“富士康能发展到这么大的规模，原因在于郭台铭。他说过，如果他要建厂，中国政府会给他提供部分建厂资金。随着苹果的生意越做越大，郭台铭的实力也与日俱增，别人再也无法和他一争高下。” 苹果前高管托尼·法代尔(Tony Fadell)说。
2007年第一款iPhone推出后，富士康打算扩大生产规模，在中国各地考察新厂选址，结果引起了各地官员的激烈竞争。
最终郑州政府提供的优惠政策打动了富士康。双方签订协议仅仅数个月之后的2010年8月，郑州工厂的装配线就开始投入运行。就这样，中国政府将该国中部一片贫瘠的平原地带变成了一个庞大的工业园。这样的表现也获得了苹果前高管的点赞。
在中国制造，在中国销售
苹果最初进入中国的时候，中国基本上就是一个低成本生产基地。但后来中国迅速跃升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之一，拥有10多亿的潜在客户。
苹果一开始向中国消费者出售产品的时候，还必须从香港绕个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