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不太了解，又想弄清某一情况或事件时，我们务必要去调查清楚情况，一般会把调查结果汇集成一份调查报告。在写之前，要先考虑好内容和结构喔！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农村劳动力转移调查报告（通用6篇），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农村劳动力转移调查报告1
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工业化、现代化的必然趋势，是每一个国家工业化进程中无法回避的必经阶段。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是推进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增加农民收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要求，是解决好“三农”问题的根本措施，也是切合我县县情的现实选择。为此，我们就全县农村劳动力转移情况进行专题调研，并作深入的分析和思考，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农村劳动力转移现状分析
(一)农村劳动力资源现状
据2004年统计资料显示，缙云县总人口43.69万人，农业人口39.76万人，占91.0%，农村劳动力23.22万人，其中男性劳动力12.8万人，女性劳动力10.42万人，分别占55.12 %和44.88 %。全县农村劳动力资源特点：一是农村劳动力转移比例不高。2004年全县外出农村劳动力7.68万个，占农村劳动力总人口的 31.70%。二是劳动力文化素质偏低。全县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只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12.8%，初中文化程度占57.2%，小学文化程度占26.8%，文盲或半文盲占3.2%。三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压力大。据统计资料，2004年我县乡村实有劳动力合计23.22万人，耕地面积15.25万亩，如果按劳均种植3亩计算，只需5.25万个劳动力，加上林牧渔业约需2.5万劳动力，除去外出劳动力，尚有8.11万劳动力需要转移。
(二)农村劳动力转移特征
1、劳动力转移异地化。我县农村劳动力转移地域广，异地化转移为主要特征。外出劳动力转移遍布全国二十多省、市、区，
近致邻县，远到青海、吉林等地，相对集中在广西、广东、福建、上海、江苏等沿海发达地区，在广东东莞、惠州等地超过2万人，上海、江苏等地近2万人，广西东兴市、钦州市等地约5000人。省内主要分布杭州、宁波、温州、义乌等地。
2、劳动力转移规模化。劳动力转移存在着“二多二少” 特点，即从事农业及相关产业多，工业、商贸、建筑等行业少；凭技术专长创业多，靠体力务工人员少。从事农业及相关产业主要有麻鸭养殖、水产（鱼、虾）养殖、蜜蜂放养、香菇异地培育、花卉种植、蔬菜种植及农产品加工等。去年全县有4万余人外出养鸭，群鸭饲养量1500万羽，总产值超过20亿元，是全县农业总产值的3倍，有200多名农民在上海从事草花种植，面积达1000多亩，占上海盆栽草花60%市场，年产值达8000万元。
3、劳动力转移专业化。我县农村劳动力转移以自发性为主，大部分人是通过“亲带亲、友帮友、邻帮邻”走出去，具有显著专业化特点。据了解，全县有300多人到全国14个省市从事香菇异地栽培。500多名蜂农常年在黑龙江、吉林、北京、上海、江西等10多个省市放养蜜蜂，放养群蜂1.5万群。依托本县工业，全县有5000多名农民到全国各地推销缝纫机、灯管、工刃具等工业品。1000多名农民在温州、杭州等地长期从事个体运输及餐饮业。另外，劳动力转移具有明显区域性特征，如大源镇深坑村107户，407人口，90%劳动力外出创业，其中70%劳动力常年在外专业从事经销油漆生意，村民中有的拥有资产上千万元，有的上百万元，全年村民年收入达700多万元；溶江乡有数百人在外专业从事隧道挖掘施工；城北古塘下、黄龙等村上百村民十几年长期在金华、义乌等专业从事蒸茏生产；地处最偏僻的木栗乡有150多人，常年在北京经商开设超市。
4、劳动力转移模式多样化。全县劳动力转移主要形式有：离土离乡的劳动力转移，少部分农民脱贫致富，自发地下山进城、留城置业发展(农民转变市民)；离土不离乡外出异地开发、务工经商劳动力转移，是我县农民转移的主要形式；不离土不离乡的劳动力转移，有的在本县进城入厂务工，有的进入当地农业龙头企业务工，有的兼季节性、临时性转移，农忙时务农，农闲时外出从事非农职业。
5、劳动力转移主体单一化。我县劳动力转移以青壮年为主体，年龄40岁以下、文化素质比较高劳动力转移比较容易，文化素质低，弱势群体转移比较困难。
(三)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趋向
1、行政推动成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新的拉动力。近年来，缙云县委、县政府把提高农民素质作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牛鼻子”来抓，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素质培训工作领导，建立健全工作机构，明确工作职责，出台《关于实施农村劳动力素质培训工程的若干意见》，明确工作目标，计划2004年—2010年全县培训农村劳动力10.5万人，其中以被征地农民、下山移民和农村富余劳动力为主要对象转移就业培训3万人。据统计，2004年全县投入农村劳动力培训资金237.7万元，培训被征地农民、下山移民和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技能7056人。技能培训是成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推动力。
2、工业化和城镇化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磁化效应更加明显。农业比较利益低，耕地面积的刚性递减，城乡发展呈二元格局，城市文明和生活方式对农民具有极强的吸引力和示范效应，有力地推动农村人口和劳动力向城镇和二、三产业转移，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集聚效应对农村劳动力产生了很大的拉动作用。如我县新碧工业园区引进外来企业100多家，有力地促进当地农村劳动力转移。再如我县下双龙扶贫小区建设规模300亩，拟安置高山远山移民3000名，目前一期工程已完成小区的土石方工程、
挡土墙工程、箱涵工程三大基础工程，已预备落实资格农户450户，将转移农村人口近2000名。
二、农村劳动力转移存在问题
一是劳动力转移的组织程度不高。据了解，我县在组织民工有序流动人数仅占劳务输出总数的16%。大部分外出民工由亲戚朋友带出去，表现出一定的盲目性，导致劳务输出稳定性不强。
二是劳动就业难度加大。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入，下岗工人增多，农村劳动力转移面临城市劳动力就业及再就业的双重压力。加上劳务市场放开后，外地廉价劳动力进入本县各类用工单位，就地转移难度加大。同时，我县农村劳动力素质偏低，不适应市场需求由“体力型”向“技能型”的转变。
三是民工的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目前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加上发达地区和城市对民工的歧视与排斥，及部分企业老板法律意识淡薄，使许多民工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消弱了农民外出的信心。
四是相关政策不完善。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束缚，进了城的农民生活在城镇边缘，无法像城镇那样享受医保、社保等公共福利，只能“进厂不进城”、“离乡不离土”。县内土地流转机制和市场尚不成熟，一些外出人员农忙时又不得不回家务农，增加了务工成本。
三、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对策与措施
1、加快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拓展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空间
城镇化和工业化是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两个“轮子”，是农民变市民的重要载体。加快城镇化和工业进程，有利于进一步扩大就业容量，有利于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或非农化转移。一是全力抓好工业园区建设。科学规划，稳步推进，完善基础设施，加快新碧工业园区和五东、壶镇二大城市功能区建设，通过招商引资，制订优惠政策和提供优质服务，吸引更多外来企业向工业园区集聚，使工业园区成为增加农村劳动转移的重要载体。二是积极推进城镇化进程。统筹城乡发展，以城带乡，以乡促城，城乡互动，加快仙都新区、中心镇、中心村建设，增强城镇劳动力转移容纳和承载能力，使城镇真正成为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蓄水池”。同时切实抓好下双龙扶贫小区建设，引导农民脱贫致富农民下山向城镇集聚。三是加快第三产业发展。充分发挥仙都国家4A级风景名胜区的优势，以旅游开发为龙头，带动饮食服务、交通运输、商业等第三产业的发展，促进农村劳动力向第三产业转移。四是打破体制瓶颈，消除劳动力转移的屏障。深化户籍制度改革，鼓励农民离土离乡进城落户，在社会保障、子女入学、就业等方面与镇居民享受同等待遇。
2、加大培训力度，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和技能
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关键是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问题。加强农民素质培训是解决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治本之策。深入实施“千万农民素质工程”，以培训促转移，以转移带培训，是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手段。一是加强对现有培训资源整合利用。坚持“实际、实效、实用”原则，整合教育资源，完善职业培训网络，科学制定年度劳动力培训计划，积极推行劳动力“培训教育券”制度，加强对培训工作管理，促进新时期农民教育培训体系的快速发展。二是创新培训方式。大力推行“订单”、“定向”。
农村劳动力转移调查报告2
为全面摸清我市农村劳动力资基本情况，推进城乡统筹就业工作顺利开展，切实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服务，我们于2月20日—月1日开展了全市农村劳动力资调查。通过认真调查和仔细分析，对全市农村劳动力资及劳动力转移情况有了初步的了解和掌握。
一、全市农村劳动力资现状
（一）总体基本情况
此次农村劳动力资调查遍及全市三区两县44个乡（镇）86个村，农村劳动力24009人。其中：男性129179人，占总数80％；女性110916人，占总数4620％。
1、年龄分布：岁以下12694人，占总人数的264％。其中：16-17岁274人，占219％；18-2岁4768人，占182％；26-岁772人，占222％。大于6岁11701人，占总人数的476％。其中：6－4岁78067人，占22％；46－0岁470人，占194％。
2、地区分布：东区68人，占总数224％。其中：男性27人，女性2811人。西区767人，占总数240％。其中：男性297人，女性280人。仁和区61898人，占总数278％。其中：男性721人，女性28177人。米易县8172人，占总数404％。其中：男性440人，女性7697人。盐边县80人，占总数4％。其中：男性4929人，女性9401人。
、化结构分布：大专及以上化919人，高中化910人，初中化121048人，小学化98771人，小学以下10227人，分别占总数的08％，8％，06％，41％，426％。
4、产业结构分布：从事第一产业1762人，占总数71％;第二产业1407人，占总数108％;第三产业2422人，占总数1010％;在家闲业8844人，占总数68％。
、就业技能和就业意愿分布：4428人具备专业职业技能，占总数1846％；46814人有明确的求职择业意向，占总数190％；7071人对提高劳动技能有明确专业意向，占总数04％。
（二）转移基本情况
1、转移去向和地区分布：全市农村劳动力共转移69人，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218％。其中：市内转移404人，占转移总数的6002％；市外转移222人，占转移总数的998％。东区转移2227人，占本区农村劳动力总数的4149％；西区转移1829人，占本区农村劳动力总数的171％；仁和区转移1616人，占本区农村劳动力总数的2668％；米易县转移90人，占本县农村劳动力总数的1108％；盐边县转移2602人，占本县农村劳动力总数的01％。
2、转移劳动力性别、年龄、化分布：男性9106人，占转移总数的7026％。其中：16－岁292人，占转移总数的270％；6-岁9774人，占转移总数的176％。女性16人，占转移总数的2974％。其中：16－岁12612人，占转移总数的2266％；6-0岁941人，占转移总数的708％。小学化11人，占转移总数的207％；初中化7890人，占转移总数的6808％；高中及以上化644人，占转移总数的116％。
二、全市农村劳动力基本情况分析
1、资相对分散，总量分布不平衡。我市农村劳动力的96％分布在米易县、盐边县和仁和区74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其中7％的农村劳动力居住地远离城区，交通、通讯不便。东、西区分别有一个镇的农村劳动力，仅占总数的464％，主要从事第二、第三产业。
2、整体化素质较低，就业半径小。全市农村劳动力中具有大专以上化的只占08%，982％农村劳动力只有初中及以下化。从转移就业情况看，高中以上化转移率高达640％，初中化转移率次之为10％，小学化转移率最低仅为1148％。可见化素质越高，就业空间越大。
3、青壮年劳动力转移就业趋势明显。调查数据显示，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比例占到了816％。其中，在第一产业中，18—岁青年劳动力仅占总从业人数的298%，而在二、三产业中，18－岁的青年劳动力占全市转移总数的76%。这说明青年人就业观念转变快，向城镇转移就业的愿望比较强烈。
4、就业观念相对滞后，转移就业意识尚需增强。调查显示，全市农村劳动力转移率仅为218％，绝大部分仍从事农业生产。留在第一产业的1762人中，有转移求职意向的仅占29%，有培训意向的占96%。况且在家闲业的农村劳动力还有68%。
5、劳动技能低，求职意向偏向就业层次低的岗位。调查显示，简单体力劳动仍是农村劳动力求职的主流，占求职意向总人数的6142％，餐饮服务、汽车驾驶意向排名第二、第三位，分别占求职意向总人数的2226％和610％。这说明劳动技能影响就业意向和就业层次。
6、培训意向过于集中，且两级分化严重。在培训意向中列前三位的是农业技术、汽车驾驶、电气焊，分别占培训意向总人数的721％，187％，1146％。从总体看，农村劳动力大多对市场就业需求不了解，急功近利心态较重，大多集中在简单易学的第一产业，而少部分又趋向于培训投入较高的专业。
三、我市农村劳动力转移特点
1、具有较强的裙带性和自主性。多数农村劳动力转移是经熟人介绍或引导而实现，通过政府或社会中介服务机构组织的人数不到转移总数的20％。
2、转移区域相对集中。6002％的劳动力实现市内转移，省外转移仅占1848％。
、转移具有明显的兼业性。随着二、三产业的发展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我市相当一部分保留着土地承包权的农民农忙时种地，农闲时外出务工经商，属亦工亦农性转移，这也是市内转移较多的原因之一。我市这类兼业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比重超过了62％。
4、简单体力劳动成为转移主要途径。由于我市绝大部分农村劳动力素质偏低，技能单一，因而从事劳动技能低、劳动强度大、危险性高的行业的农村劳动力占到了转移劳动力总数的87％以上。
、转移劳动力逐步转向高层次就业。一部分转移人员走上了管理阶层、技术岗位；还有一部分经过多年的实践积累，拓宽了视野，增多了知识，有了一定资金，便利用自身的有利条自主经营，从而真正发家致富。
四、我市农村劳动力转移中存在的问题
1、转移方式上存在一定的盲目性。自发性转移一直是农村劳动力转移最主要的方式，加之我市基层就业服务机构和就业服务信息网络尚未健全，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缺乏足够的就业指导、就业服务和便捷可靠的信息渠道，导致盲目性很大。据初步调查统计，我市农村劳动力在转移过程中，经中介组织推荐的不足20%。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盲目性带了很多的负面影响。首先，它给各级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进行劳动力宏观调控，开展有组织劳务输出和城乡统筹就业等工作增加了难度，降低了劳动力资利用率。其次，增加了农村劳动力转移成本，造成人力、财力的浪费和损失。
2、转移就业没有形成可靠的保障。由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长期存在，农村劳动力在向二、三产业转移过程中面临诸多体制性、政策性障碍。如在就业政策、社会保障和劳保福利方面由于缺乏相应的政策和法律保护及有效监督，使农民工与城镇职工在就业环境、社会保障和劳保福利等方面形成二元分化，对比鲜明。
3、劳动力素质较低，制约了转移领域。农村劳动力素质低是制约转移数量和转移层次的重要因素。从长远看，随着我市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兴起，低素质劳动力的转移领域必将越越窄。
4、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压力日渐增大。一是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对劳动力整体素质要求越越高，对简单劳动力需求量逐渐减少。二是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城市面临安置下岗失业人员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双重压力。三是其它地区民工的大量涌入，给我市农村劳动力带了竞争压力。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市外人口总数达12万人左右。这些自于外地欠发达地区的务工人员对工资要求低，吃苦耐劳，在为我市的经济建设做出贡献的同时，也对我市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带一定的冲击。
五、我市农村劳动力关注的焦点
1、靠科学技术种养殖。种养殖业收入占了农民纯收入的/强，但农民普遍感到缺的是信息，愁的是销路，难的是技术。由于种养殖业技术的日新月异，过去凭经验种养殖的老农如今成了生手。调查显示，17%以上的农民迫切希望有关部门为他们提供农业技术，尤其是对果蔬及特种经济作物栽培管理技术、畜禽防疫技术的需求十分迫切。
2、靠一技之长打工。常年在外打工的农民在打工实践中深切体会到：没有一技之长，想要谋取一个好的职业、好的工种是不可能的。调查显示，04％的农村劳动力迫切要求政府及相关部门为其创造条，提供学习技能的机会和场所，改变旧的思想观念，增强谋生的本领。
3、靠法律保护自我。外出务工农民身处异地，遇到薪酬纠纷或自身权益受到侵害时倍感孤立无援，无以应对或无处申诉。调查显示，80％以上的转移人员迫切希望有关部门提供法律咨询，促其了解和掌握相关法律法规知识，以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
六、我市城乡统筹就业的对策和建议
1、完善目标责任体系，切实加强对农村就业工作的领导。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充分认识做好农村就业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加强对农村就业工作的领导，把扩大农村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纳入工作目标考核体系，作为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定期进行督促检查。各新闻单位应继续通过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等多种形式宣传就业政策和就业形势，宣传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先进典型，引导广大农村劳动力转变就业观念，依靠自身努力多渠道就业。
2、构建政策体系，发挥就业政策的导向作用。实现城乡统筹就业，必然依托城乡一体化的就业政策。我市城市化率已达0％以上，实施一体化就业政策已具备条。一方面需要清理取缔限制和阻碍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的歧视性政策，一方面要在妥善处理历史遗留的再就业问题的同时，从鼓励学习、鼓励转移、鼓励吸纳、免费服务等多个方面制定我市城乡统筹就业的一体化政策，使农村劳动力走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完善培训体系，切实转变就业观念和提高就业技能。农村劳动力择业观念和技能素质与转移的速度和层次成正比，而职业技能培训和职业指导是提高劳动者素质、转变就业观念、促进就业的重要措施。要充分利用和有效整合全市各类教育培训资，完善健全培训基地和职业技校、农技推广站等职业技能培训网络。要改进培训方式、指导方法，建立培训责任机制和经费投入机制以及工作评估考核机制。通过以上措施，壮大技能培训和职业指导力量，建立完善以市场为导向，与产业结构相适应，与就业紧密结合的多形式、多层次的职业技能培训体系。
4、完善劳动力市场体系，发挥促进就业主渠道作用。按照制度化、专业化、社会化的要求，完善以公共职业介绍机构为主体，社会职业介绍机构为补充，城乡一体且布局合理、功能完善、综合性与专业性相结合的市场体系，力求城区有市场、乡镇有网点、村社有窗口，充分发挥劳动力市场在促进就业中的主渠道作用。切实加强对各类职业中介机构的监管，劳动保障、工商、城管、公安等部门要通过建立工作联动机制，加大联合执法力度，严厉打击非法职业中介和各类欺诈行为，维护劳动力市场秩序。积极构建就业服务信息平台，按照“四级联网”、“四网合一”的原则，建立方便、快捷、全程的信息化平台，使农村劳动力不出村社就能够了解到就业信息，掌握就业动态，明确就业政策。
5、完善城乡一体化就业服务体系，切实发挥政府职能作用。构建市、县(区)、乡（镇）、村“四级”就业服务体系，将就业服务延伸至村社。按照机构、人员、经费、场地、制度和工作“六个到位”的要求，进一步加强乡（镇）劳动保障机构建设，不断加大硬和软投入力度，充分发挥基层劳动保障站所的重要作用。
6、积极推进县域经济发展，促进劳动力就近转移。按照兼业性转移与分业性转移并举的要求，一是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农业产业，提高农业综合开发能力，实现农村劳动力充分就业。二是进一步加快城镇化建设步伐，促进人口和产业向城镇转移，带动各类服务业发展。三是狠抓招商引资工作，实现农村劳动力就近转移。实践表明，县（区）引资企业吸纳了众多农村劳动力本地转移就业。要进一步制定完善促进就业的优惠政策，大力支持投资企业和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给予返乡创业者以更多“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和支持，形成链条经济，拉动二、三产业快速发展，提供更多就业岗位。
7、切实维护进城务工劳动力的合法权益。现在乃至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转移就业都是解决农村就业问题以及加快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措施。切实保护广大劳务人员合法权益也将是一项长期任务。首先，要与司法等部门联合加强劳动、社会保险等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的宣传，以提高广大劳务人员的自我防范能力。其次，要采用多种方式和途径，为农村劳动力提供相关法律政策咨询、劳务信息、就业指导等一系列就业跟踪服务，帮助他们解决工作和生活上所遇到的各种实际困难，如劳资纠纷、劳动争议、突发事处理等。三是探索推进适合农村实际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使农村劳动力能够享受到最基本的社会保障，并逐步过渡到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
农村劳动力转移调查报告3
一、经济景气波动与就业压力
90年代的中国劳动力就业遇到了新的挑战：产业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推进带来大量职业下岗，这一过程又伴随着城市化加速的必然趋势——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向城市，尤其是中国新增经济活动人口压力一直居高不下，使得世纪之交的中国面临严重的就业“冲击波”（图一）
在城市失业大量发生的情形下反而发生农村劳动力大量剩余并且产生向城市的持久移民倾向，这是一个与刘易斯著名的二元就业模型(Lewis,1954)相违背的问题。因为该模型认为，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有关生产和组织的各种不对称性，当劳动力在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制造业部门之间流动时，由于传统部门不按照边际产品原则定价，因此保留着几乎可以“无限供给”的边际产出为零的劳动力，而现代部门追逐利润最大化，因此两部门的边际产出并不相等。在刘易斯看来，经济发展就是现代部门通过资本积累而扩张，直到将传统部门“剩余劳动”蓄水池全部吸干。这就是说，传统部门存在着大量劳动剩余，而现代部门里不存在。
这一问题在哈里斯—托达罗模型 （Harris-Todaro Model,1970）中可以找到答案。他们指出，只要城市的预期工资高于一个有保证的农村工资，农村劳动力就会在城市失业已经存在的条件下继续向城市流入。这里，城市工资有政府法令规定而高于市场均衡工资时，预期工资就可能对农村移民有刺激力。
图二直观地描述上述几个模型的思想。横轴OO’表示一个经济中给定的劳动力总量。农村劳动力从原点O向右，农村劳动力的边际产出由曲线MPRL表达。城市就业从O’点向左计算，曲线MPUL代表城市劳动力的边际产出。如果有一个充分竞争的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两部
门劳动边际产出相等，均衡工资就是Wc。在均衡工资条件下，总劳动力中的OL部分配置给农村，LO’配置给城市，全社会没有剩余劳动。但是，如果城市标准工资(Wu)定的高于均衡工资水平，即Wu>Wc，城市就业就会减少，城市出现公开或隐蔽的失业（LL）；但此时城市期望工资（W），即标准工资与城市就业概率的乘积，仍然高于农村均衡工资，因此农村就业量还仍然按照xx’曲线向城市流动，形成农村劳动力供给价格提高，农村就业减少，而城市公开或隐蔽的失业进一步增加，从LL增加到LL。
以上模型假定农村劳动力可以自由向城市部门流动。但是如果存在着禁锢流动的制度性障碍，情形又会不同。在部门间劳动流动被隔绝的条件下，城乡之间可能持久保持工资水平的显著差异而没有发生相应的劳动力流动。“两元模型”无从分析这样的情形，因为“两元”之间的隔绝，使得每个部门都近乎孤立地决定其内部劳动力的供求和定价。这正是改革前中国的情况。正如我们将在后文中看到的，只有当城乡隔绝的体制松动后，哈里斯—托罗达模型才可能重新作为一种有用分析工具。
显然，在国有企业职工大量下岗和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向城市的这一双向进程中，关键因素是城乡的工资差别，不同性质的劳动力对于城市期望工资的预期差异对于中国的劳动力流动、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和就业形势发挥着重要作用。以下我们将会通过进一步的分析来详细阐述这一问题。
1、城镇下岗与失业 1992年以来，中国的城镇登记失业率稳步上升，自1996年达到3.0%时，1997、1998年两年保持在3.1%的水平上。但是中国的新增经济活动人口和新增从业人员始终分别在1.3%左右和1.2%左右的水平上保持着。
如果把下岗职工考虑在内，中国1997年的城镇失业率将达到9.36%，就业压力将会更为突出（孟庆红等，1999）。1992年中国的城镇失业人中、下岗人数分别为420万人和300万人，而到1997年，这两个数字分别变为620万人和1435万人（其中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为929万）（胡鞍钢，1999A）；1998年进一步变为892万人和571万人（陈淮，1999B）。显然，中国的城镇的失业问题越来越多地通过职工下岗这一种形式表现出来。据原劳动部的一项调查分析，至1999年6月底，下岗职工占全部职工的比例为11.2%，而全国下岗职工总人数为711万人（原劳动部培训就业司，1999）。而杨宜勇估计，1999年全国下岗未就业人口为600万人，登记失业人口为620万人，企业新下岗300万人，城镇新增劳动力274万人，机构改革预计分流300万人，农转非估计有300万人，绝对数总计达到2394万人，比1998年多出460万人，即1999年就业压力将比1998年增加23.7%（刘诗白，1999）。而且，杨宜勇等人估计表明，在1999到2001年三年间，中国劳动力总供给中，农转非的人口约为1000万人，其中需要就业的劳动力600万人；城镇国有企业富余人员新下岗850万人，扣除当年再就业的70%，将会有255万人等待就业；机关事业单位分流82万人，1998年年底结转国有企业再就业服务中心托管的下岗职工614万人，这样仅仅因为劳动力总量的调整就将会为城镇增加1551万人的就业压力（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1999）。
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市场竞争的加剧使得国有企业必须通过市场化改革走出困境，减员增效势在必行；另一方面，经济增长率的放慢意味着经济对就业的吸收作用减小；但是人口增长的惯性使得新增就业人员继续以较快的速度增加，这样整个经济面临的就业压力越来越大，就业岗位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因此，那些本就因为自身技能较差而被调整下来的下岗职工重新就业的可能性变得更为渺茫。由于城镇职工的下岗具有周期性和结构性的双重特征，经济疲软和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对就业构成的压力交织在一起，从而使得国有企业的就业压力更为严重。 这一下岗趋势是对于长期以来国有企业效率过低局面的一种纠正。在中央根据计划指令来配置经济资源，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并且因此形成由国家行政等级组织垄断工业和商业，管制农业和实行城乡隔绝的经济体制。在这一体制下，国有企业由于管理公有制僵化，缺乏自主权，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受到扼制，导致企业无力实施有效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结果是企业的效率始终在低水平上徘徊甚至亏损；企业的剩余也被政府以利税的形式拿走，作为补偿，职工获得了“城里人”身份：较低的工资水平（但是这一工资水平相对于农村的工资水平还是很高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安排。这相当于一种“借旧债还新债”的制度安排，即运用当期企业的利税来支付对国有企业职工的历史负债，但是随着这一负债水平的提高和当期企业效益的下降，这样的制度安排无法继续维持下去。职工的下岗就在所难免。由于整个经济发展前景暗淡导致劳动岗位供给不足、下岗职工自身竞争力差、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等因素，下岗职工再就业的难度很大。于是，各地政府费尽心机寻找再就业门路，甚至是关闭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徙的通道。这样一方面使得最具有竞争力的那一部分劳动力找到工作的概率在大减少，从而阻碍了城乡开通的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另一方面，这些举措混淆了周期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的界限，造成了城市中“有人没活干、有活没人干”的局面，同时使得城市中大量使用外来劳动力的那部分经济竞争力大大下降，这样进一步加剧了就业压力。如果在面临城市就业压力时，政府开始选择退却，那么城市就业改革所取得的成就将丧失殆尽。
2、农村的劳动力转移 城市就业压力剧增这一进程不可避免地与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大趋势相互冲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就业通过三个途径得到缓解：第一，农业内有效利用劳动力资源的机会增加了；第二，农村的非农就业，尤其是乡镇企业的吸收；第三，城市的吸收，即农村劳动力加速向城镇制造业、商业和服务业转移。据作者参加的劳动部一项研究的结果估计，16年间（1978-1992）农业内部有效利用劳动力的机会共增加了约50%，农村非农就业提供了近1亿个新的岗位，另外约有3000万农民工转移到县城以上的城市就业。另外，据范芹估计，截至1997年，中国的乡镇企业已安排的就业人数占全部农业劳动力总数的25%，1.9万多个小城镇累计吸收农村劳动力3000多万，约占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总量的30%（范芹，1997；转自邓大松等1999成都）。
但是，当前乡镇企业由于中国经济状况不佳、融资需要远远不能得到满足、乡企自身面临制度创新等原因，发展速度显著放慢，其对中国农村劳动力的吸收能力也随之减少。1991年以来中国第一产业中的劳动力一直呈现绝对下降的趋势，也即将会有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寻找新的出路，乡镇企业无法满足其要求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迁徙就成为其主要出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动力主要在于城乡工资差别，如果城市就业的期望工资（城市工资水平乘以在城市找到工作的概率）高于农村的工资水平，农民就会流向城市。显然，随着乡镇企业界的不景气，农村劳动力在农村就业的工资水平大大下降，这无疑加大了城乡工资差别，使得劳动力更有激励流向城市就业。如果城市改革止步不前，城市工资水平仍然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农民工的流动带给城市的就业压力就会更大。
而政府在这个问题上采取的是“关门”政策，即城市由于下岗压力对农村劳动力关闭了大门。但是，这只是部分影响到农村劳动力在城市找到工作的概率，城市工资水平难以下调，而农村的工资水平则随着乡镇企业停滞而大幅下降，这样就意味着农民在劳动力市场上具有压倒性的竞争优势。因此，政府“关门”政策的结果是农民工“清而不退”，这一巨大的劳动力人口的一部分通过重新回到土地上转变成为隐性失业堵塞，大部分则通过采取种种规避措施在城市的灰色劳动力市场上找到就业机会；而且，一旦农民工在某一地区工作一段时间后，他们可能就会习惯于城市的生活，即便暂时失业，也不愿意返回农村。在1995、1996和1997年三年中，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数字达到2400万、2500万和3000万（陈淮，1999）。这一压力在中西部的一些人口大省，如四川、湖南，反映的更为明显；很难想像这些跳出“龙门”的农村劳动力因为城市的大门紧锁而全部返回农村。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迁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如何协调这一人口转移压力在城镇就业压力日渐严重的今天更凸现其重要性。
3、新增劳动力压力 中国的就业压力不仅反映在劳动力存量的变化上，而且来自于新增劳动力的数量。在H-T模型中，如果劳动力的边际产出水平没有较大的改进，而劳动力总量却发生了较大的增加，这就意味着农村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和城市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相等的那一点所决定的就业水平没有大的增加，最后的结果是总失业水平面的上升。
因此，把中国所面临的就业压力放到中国总的人口增加框架下，我们对于中国窘迫的就业状况将会有更好理解。由图三可知，中国总人口增量在1982年达到了一个高峰，1986-1990年达到了另一个高峰，其中在1987年达到峰值；而中国新增城市人口则分别在1981年有一个大的增量，1984年达到高峰；新增农村人口在1982年就已经达到一个高峰，1984年后更是一直持续增加到1991年。如果以16岁作为劳动力开始要求参加工作的年龄，那么中国的就业压力在1998年达到了第一个高峰，在2002年再度加大，2003年达到高峰，并且一直持续到2006年左右。而城市就业压力将在1997年达到第一个高峰，2001年左右达到另一个高峰；如果考虑到农村劳动力自2000年以后持续增加的压力，中国的就业状况将会更为严峻。
农村劳动力转移调查报告4
根据省、市阳光工程办公室要求，为全面摸清我县农村劳动力资源总数、年龄和文化结构、产业分布、就业地域和求职意向等基本情况，便于阳光工程有针对性开展农民培训与转移就业，促进农民增收，我们会同有关部门，开展了全县农村劳动力资源调查，现将调查汇报如下：
一、基本情况
xx县地处湘中，是典型农业大县，是国家商品粮基地县和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辖区面积1715平方公里，其中耕地64.4万亩，林地120万亩；人口90万，其中农业人口790，农村劳动力52.2万人，且每年新增1万余名农村劳动力。
二、农村劳动力资源现状
xx县农村劳动力为52.2万人。其性别构成为男30.8万人，女21.4万人，分别占劳动力的59%，41%；文化结构为初中以下5.7万人，初中29.8万人，高中以上16.7万人，，分别占总劳动力数的11%，57%，32%；年龄结构为18岁—25岁15.7万人，25—35岁13.1万人，35—45岁13.1万人，45—55岁12.5万人，分别占总劳动力数的30%，25%，21%，24%。全县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为15.1万人，占农村总劳动力的28.9%，劳均年收入2900多元。
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为27.9万人，其中长期外出务工(6个月以上)为11.3万人，短期外出务工(6个月以内)为3.2万人；在外出人员中，受过职业技能培训者13.2万人，占47.2%，人均年收入120xx－40000元。
外出务工人员就业地点分布为广州、深圳、珠海、东莞、惠州、中山、江苏、北京、上海、浙江、厦门、昆明、西安、拉萨；中越、中缅、中苏边境城市和劳动力资源少或劳动力素质极低沙特阿伯、阿联酉、埃塞俄比亚等国。
根据统计分析，我县外出农民工有以下特点：
（一）外出农民工素质较低。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外出农民工文化水平较低，高中以上的万16.7人，占32%；初中文化的29.8万人，占57%；小学以下的5.7万人，占11%。二是有一技之长的农民工少，只有2.9万人，仅占外出农民工的10.4%。
（二）从业单一。在建筑业和加工业从事体力劳动是我县外出农民工的主要职业，共有19万人，占总外出农民工的68.4%。
（三）外出务工长期的多，短期的少。全县长期外出务工20.5万人，占74.8%；短期外出务工7.4万人，占25.2%。
（四）从业地点相对集中。我县外出农民工相对集中在广东省，共有17.1万人，占总外出农民工的61.2%，其余的10.8万人，占总外出农民工的38.8%，散布在本省、浙江、福建及其他省区。
三、存在问题
（一）农村劳动力素质不高，缺乏劳动技能，影响向非农产业和城镇的转移，难以在城镇实现稳定就业。我县外出务工的27.9万人中，有相当数量的人没有稳定的职业和居所。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只占20.4%。
（二）外出农民工以从事体力劳动为主。在建筑业、加工业等职业中从事体力劳动是我县外出农民工的主要职业，共有19.8万人，占总外出农民工的'71.1%，人均月收入900——1000元。
（三）对农民工有序就业管理服务工作滞后。一是对农民工就业前的职业技能培训，各级财政没有资金投入，造成农民工岗前培训工作难以开展，就业难度大。二是农民工就业盲目无序，缺乏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有信息的合理流动、有序就业。三是对外出农民工，特别是举家外出的农民工承包土地的使用缺乏有效管理，导致土地撂荒和土地纠纷。
四、对策及思路
一、依托阳光工程，不断挖掘地方特色。
阳光工程在我县的开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也逐步成为农民转移就业的平台。从近二年的培训转移就业农民学员来看，所开展的专业培训有：汽车驾驶、建筑、电工、焊工、计算机应用、餐饮等。xx是全省的农机大县，也是全国有名的“小农机之乡”，农机生产企业达到三百多家，每年所需的从业人员要三万多名，我们可以全力打造“农机加工”树本地特色品牌，扩大本地就业。家政服务行业社会需求层次很多，我县涉及这方面的人数偏少，还有着广泛的发展空间，但在低层次上我县劳动力没有竞争优势，那么我们就可以考虑在高层次的需求领域同别人开展竞争，打造xx品牌。还可以利用已输送至国外从事建筑业的有利条件，重点培育和打造“建筑湘军”，树境外劳务输出品牌。
二、强化技能培训，定向打造劳务品牌。
整合农民工培训资源，劳动保障、科技、教育、建设、财政部门要按照各自职能，全力配合农业部门，切实做阳光工程各项工作。各阳光工程培训基地在阳光办的领导下，可以用灵活多样的形式，在不同层次上开展对农民的培训。初级培训主要面向企业扩大生产规模或新办企业所需增加的劳动力；中级培训可以对熟练工在原有技能上的新突破，以满足企业技改或熟练工自身发展的需要；高级培训则主要面向省内、国内、外劳动力市场，让我县农民走出去后有较强的竞争力。
三、强化市场导向，引导形成劳务品牌。
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工作中，坚持“政府推动、部门监管、学校主办、农民受益”的原则，强化市场导向、典型带动，发展劳务品牌。逐渐推动劳务输出向组织化、精品化、规模化发展。积极寻求区域劳务协作，不断形成和壮大泛珠三角、华东、华南三大劳务协作区，在沿海大中型企业广泛建立劳务输送基地，培养劳务开发经济人队伍，努力使之成为劳务输出的信息窗口、服务窗口和维权窗口，强化输出地、输入地的对接。
四、搞好公共服务，发展壮大劳务品牌。
利用阳光工程项目，以农业部门为主体，政府出资，有关部门大力配合，建立一个面向全县的农村劳动力市场，实行培训、就业、维权三位一体的工作机制。为农民工免费提供政策咨询、就业信息、就业指导等方面的服务。统一开发建立农村劳力资源数据库，实现互通、资源共享，并将劳动力信息网络延伸到乡镇，形成覆盖城乡的培训就业信息服务网络。促进我县农村劳动力资源规范、有序、合理、高效配置。
农村劳动力转移调查报告5
一、研究背景：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市场经济的发展、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加速了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
在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动的情况下，中国的农村社会养老制度尚处在改革探索之中，国家尚未对农村老年人实现了普遍的社会福利，再加上相关社会制度支持度的不足，使得农村老年人生活不太乐观，这一弱势群体的养老问题的解决与否，不仅仅关系到这一群体是否老有所养，还关系到建设新农村的成败。
老年人是社会上的弱势群体，针对当今的经济全球化趋势，经济发展速度日益增快，虽然社会福利制度和养老制度在不断完善，但农村还是有些许老年人生活较艰苦，甚至孤单度日，这值得大家关注。
二、选取的原因：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化速度也在不断加快，人口大都从农村迁往城市，种田在也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需求，所以大部分青、中年人都外出打工，每次回家，都感觉到人烟稀迹，看到的大都是老人、妇女和小孩，没有太多的嘈杂，一般是一片沉寂，除非是农忙时节，否则很少听到吵闹声，希望通过寒假这几天的实践，去观察农村老年人的生活状况，从而引发思考，去更加现实地接触乡村生活，了解农村老年人的生活状况。
三、农村老年人生活现状分析。
（一）生活方式：
1、衣：经过观察，大都穿着朴素。
2、食：三餐较简单，菜色较少。
3、住：一般都住在大约几十平方的就房子，房屋摆设简单，家具简陋。
4、行：一般都呆在村子里，偶尔去赶集买生活用品，没有像城市社区那样的健身场所。
（二）健康状况：
1、老年人一般都带有各种小病。
2、农村医疗条件较差，一个村有时一个卫生所都没有，一个乡才有一个大型的医院。
3、有的老年人还种着几亩田，经常下地劳作。
（三）精神生活：
1、农村青、中年人大都在外打工，子女陪伴在身边的时间较少。
2、农村很少举行大型的活动，除非是开会或者是全村放电影，否则很难聚到一块，娱乐方式较少。
3、一些老年人以打麻将、牌等方式消遣时间，很少讨论国家大事，看书籍等，在家忙着做一些琐碎事情。
（四）家庭关系：
大多数家庭关系都是较和睦的。
农村劳动力转移调查报告6
一、劳动力整体状况
全市总人口106万，农村劳动力43万，其中农村富余劳动力20余万，农村人均耕地面积0.8亩，是重庆辖区的劳务输出大县（市）之一，常年在外务工经商的农民达14.9万人，每年带回的经济收入总额在4亿元以上。农村富余劳动力有效转移，是农民致富增收的重要渠道，农民外出经商务工，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为我市农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永川要在未来7年内建设成为大城市，30%以上的农村人口必须转移到城镇，这其中，首先是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必须通过多种措施吸纳这部分人就业。
我市农村富余劳动力中，30岁以下的劳动力占68%，30—40岁占27%，40岁以上占5%。农村劳动力特别中40岁以下的人将是转向城镇的主要人口，他们的转移情况、务工收入高低，将直接影响到我市城镇化建设的进程。
二、富余劳动力转移现状
去年，我市农村劳动力在永川范围内转移4万人，在重庆市区转移2万人，重庆市外转移12万人，境外转移累计人数1498人（次）。重庆市外转移主要集中在广州、深圳、珠海、福建、厦门、上海等沿海城市和新疆、云南等边远地区，境外转移主要在新加坡、南非、阿根迁、日本北海道等十几个国家从事渔业捕捞。外出人员中，86%的人员从事第二产业，从事第三产业和第一产业的各占7%。永川范围内转移的劳动力，主要在城区、集镇从事运输、建筑、餐饮、服务业，重庆市内转移的劳动力主要从事建筑、服务、经商业。
经过近年的努力，我市农村富余劳动力输出已经呈现出了“三健全”格局。一是劳动力市场进一步健全。目前，我市建成了高规格的综合服务大厅和交易大厅，成功与重庆市劳动力市场联网，初步形成了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劳动力市场框架。二是服务功能进一步健全。据调查了解，我市先后建立了劳动技能培训基地26个，建立了农村富余劳动储备基地3个，劳务输出基地5个。同时，对各类外出民工分别进行登记造册，促进民工有序流动。仅去年，就帮助民工追收工资96万元，清退保证金1.8万元，督促用工单位替民工参加社会保险850人，处理民工工资争议案件156件。三是职工技能鉴定和就业准入制度进一步健全。在建立和完善农村劳动力市场中，我市大力推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就业制度和预备制度的同时，规范和发展社会力量培训机构18家，职业技能鉴定机构增加到4家。
三、存在的问题
在对我市农村富余劳动力市场调查中了解到：三大问题已成为制约我市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症结”：
一是自发外出，无序流动。有关资料显示，除境外劳务输出通过劳动部门外，我市90%以上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主要依靠亲朋好友或自发外出。由于不规范的劳务输出，这部分民工的劳动权益往往很难得到保障，极易造成用人单位拖欠民工工资、发生劳动争议等侵权行为。
二是文化层次低。我市农村外出务工人员中，48%为初中以上文化，30%具有高中以上文化，小学文化或文盲人员高达20%，大专文化以上仅占2%。文化偏低，使他们难以进入较高层次的产业，往往在低层次的产业中竞争，工资收入低，生活工作条件差，劳动福利待遇得不到较好保障，处于劣势求生状况。据市农调队和劳动部门抽样调查统计，我市民工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月平均收入500—700元，从事第二产业的劳动力月平均收入1000元，从事第三产业的劳动力月平均收入1000元以上，境外就业的农村劳动力月平均收入1500元左右。其中，从事第二产业的民工高达86%。这些低水平务工结构，直接影响到农民的增收。
三是开发难度达。我市二、三产业发展滞后，农业产业化程度不高，制约了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而外出务工，又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常年性转移人数尚需巩固：进一步增加外出人数，又因为有的地方经济基础差、交通不便、信息不灵，大量富余劳动力难以转移。
四、方向
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近期看是实现农民增收，远看是加快城镇化进程、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根本途径。有关人士认为，要实现我市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大转移，必须“六架马车”拉动。
一是以经济增长拉动劳动力转移。坚定不移地在实施工业强市发展战略中，大力发展二、三产业，努力保持区域经济较快增长的势头，不断创造和开辟新的就业渠道，千方百计增加就业岗位。
二是以结构调整带动劳动力转移。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是扩大农民进入城镇就业的主要途径。重点发展农产品加工、旅游、商贸和饮食服务业，实施品牌战略，培育商贸优势企业，加快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
三是以政策投入驱动劳动力转移。认真贯彻落实有关劳动力转移和就业工作的各项优惠政策，鼓励农民在城市自主创业，积极开发公益性就业岗位和其它适宜农民进城就业的项目，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
四是以职业培训促进劳动力转移。我市应全面推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就业准入制度和劳动预备制度，加大职业教育培训工作力度，以培训学校或者中心为基础，建立各种专业技能培训基地，凡申请办理《职业资格证》，必须培训合格后有职业培训中心向技能鉴定部门申请鉴定。努力提高农民工劳动者队伍素质，增强其就业的能力，从根本上改变其劣势地位。
五是以就业服务推动劳动力转移。充分利用我市作为全国100个流动就业重点监控点的特有优势，加快劳动力市场建设，充分发挥人才交流中心和各种职介所的作用，加快我市“职业培训、劳动力储蓄、劳务输出、外出人员返乡创业”四大劳务输出基地的建设，进一步规范用人单位招工用工行为，督促指导各类用人单位与招用的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形成稳定的劳动关系。
六是以小城镇建设拉动劳动力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