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4月16日，星期六。这是省委开展“三万”活动以来，我第五次进村入户。与前四次相同的是不打招呼、不要陪同，走进农村、进入农户访民情;不同的是前四次都是坐小车进乡村，这次则是坐公共汽车先到红安县城，再转乘中巴车去七里坪镇郑必高村。兹将所见所闻所思记录如下。
公共汽车里的对话
我在长途汽车站买了今天下午2：30由黄州开往红安的车票，票价40元。我提前10分钟上车，找到座位后将行李放在旅行架上。司机韩师傅和售票员吴女士都是红安人，韩师傅是个热心肠的人，也是一个快言快语的人。在开车前的间隙，韩师傅一边吆喝去红安的旅客赶快上车，一边不时地打量着我，并对我说，好面熟，似乎在哪里见过我。我们的对话由此开始，有时我问他答，有时他问我答。售票员吴女士也不时插插话。
我问：“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跑长途的?”
他说：“我是从1995年开始跑长途客运的。”
我又问：“跑长途客运年收入多少?”
他没有直接告诉我，而是说：“小本生意，养家糊口。” “买一辆车要花25万元，要跑4年多才能回本，再跑三四年后，又要换新车，一辆车只能跑8年时间，到手的钱没捂热又要全投进去，手头紧、压力大。” 接着他又说：“现在跑长途客运有两难，客源很少难赚钱，油价上涨难赚钱。”
到了2：30，韩师傅准时发车。车出黄州城没有走高速公路，而是走老路。
我不解地问：“为啥不走高速?”
他答道：“走高速要收费，成本太高，要赔本。在平时淡季里，有时一趟车只拉一两个人，就是走老路也根本顾不到成本;有时为了多拉一个客人，常常转到新洲城里去找旅客。”
我前边坐着一位年轻漂亮的姑娘，在我与韩师傅的对话中，她认出了我是市委书记。韩师傅一听说我是市委书记，便说：“难怪哟，我怎么觉得这么面熟，原来是在电视里经常见到你。”我和韩师傅的对话从油价谈到票价，从撤除公路收费站谈到为民谋利。虽然他知道我的真实身份，也不显拘谨。在我和韩师傅的对话中，不时穿插着我与年轻姑娘的对话。
我问她：“你们学校怎么样?”
她回答道：“还行。就是缺少音乐老师和运动场所。”她接着说：“我们学校初中还没有开音乐课，全校有1400多名学生，还没有学生活动的操场。希望刘书记多关心二程中学。”
交谈中得知，她也姓刘，和我是本家，是红安二程中学的英语老师，毕业于华科大武昌分院，充满着朝气。尽管学校当前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困难，但她总是一脸的笑容，似乎擅长用笑声说话。我从她的笑声中，看到了80后的生机与活力，看到了黄冈老区的希望与未来。
车子一路前行，我在与他们的对话中沉思。这是我当上市级领导干部以后第一次坐公汽下乡，我似乎找到了年轻时代骑自行车、坐“狗跳”下乡的感觉。坐公汽的感觉真好!在欢笑中了解民情，在平等对话中掌握民意，直截了当，没有“向您汇报”、“向领导汇报”之类的粉饰与拘谨。如果不是有今天乘公汽下乡的经历，我怎么知道跑长途客运有“两难”?我又怎么知道像二程中学这样的学校还缺乏音乐老师和运动场所?这次公共汽车里的对话，使我深深地体会到，真话在老百姓的心中。一句“在电视里经常见到你”，让我反思。这说明我平日与老百姓面对面接触的时间少了，如果能把这句话变成“在田间地头、在群众最需要的地方经常见到你”，该多给力啊!我会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在农户袁桂满家中唠家常
经过三个半小时的行程后，下午6时许，我来到了重点贫困村郑必高村。
郑必高村位于红安县七里坪镇东部，全村1517人，331户，去年农民人均纯收入2860元，被列为全省贫困村整村推进的重点村。
进入郑必高村，落日的晚霞浸染着袅袅炊烟，村前的池塘倒映着农家院舍，给寂静的山村增添了几分动感美。
我沿着“回”字型池塘走进了村民袁桂满家中，她正在收拾桌子，等老伴回来吃饭，大儿媳在厨房忙着做饭。
“老乡，咱俩唠唠家常!”我拉着袁桂满的手，与她一起坐在一条长板凳上。
袁桂满老人今年62岁，满头的白发见证着岁月的沧桑。
我问袁桂满老人：“您的孩子多大?”
袁桂满老人答道：“我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都长大成人了。大儿子和儿媳在东莞开了一家美容美发院，小儿子在县城打工，小儿媳在县城照顾孙子上学，女儿和女婿都在县城打工。”
我又问袁桂满老人：“您的身体怎样?”
袁桂满老人答道：“我的身体不好，患有多种病，得了糖尿病、冠心病和肾积水，经常头晕，做不了事。”接着她又说：“我的身体不好，我怕拖累孩子，就扛扛算了，不去住院。”“我不能给孩子们有什么帮助，但我不能拖累孩子呀，孩子们找一分钱都难啊!大儿子虽然好点，但那也是他们的辛苦钱。小儿子生活有点困难，女儿的生活就更加困难了，至今还没有自己的房子，是靠租屋结婚过日子。我又怎么忍心花他们的钱诊病呢。”
我说：“不是有新型合作医疗吗?”
她说：“合作医疗报一部分，自己住院还要出一部分。我没有什么给子女的，就不忍心用他们的辛苦钱。用他们的辛苦钱，哪怕是用一分钱，都是割我的心头肉呀!这不，大儿媳听说我生病了，专门从东莞回来照顾我。我帮不了他们，反而拖累了他们，心不甘啦!”
多么朴实的语言，多么伟大的母爱!
我听后一阵酸楚，连忙从荷包里掏出500元钱送到袁桂满老人的手中，并告诉她为响应这次全省开展“三万”活动，市中心医院派来了最好的医生为村民义诊，免费检查，免费送药。袁桂满老人高兴地说：“感谢党、感谢政府。我在广播里听到了，明天就去看医生。”
接着我又问：“您当前在生活上存在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袁桂满老人不假思索地回答：“是水。我们村最缺水，吃水要到2里以外的河里去挑。现在孩子们都外出了，家里只剩下两个老人，到外挑水吃很困难。”